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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周飞舟谈社会学:绅士与“潜规则”是一体两面  

2015-04-28 10:48: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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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敬东、周飞舟谈社会学:绅士与“潜规则”是一体两面
          渠敬东、周飞舟谈社会学:专业研究不如《二号首长》?
【编者按】
       充满理论与术语的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更好把握现实?4月22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周飞舟在北大展开了一场题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的对谈,此一对谈虽然针对社会科学学生展开,但其中涉及到诸多普通人如何理解和解释当下社会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高度指标化的、去历史化的世界?中国政府运作方式与官员行事逻辑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吗?
       围绕着这些问题,两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学人都对概念化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提出了批评,并各自提出了社会科学如何回到历史的路径。澎湃新闻整理了现场对谈,分为两部分刊出。内容未经演讲者审定。以下为对谈下篇。

渠敬东:不理解费孝通研究儒家人格的脉络,就无法理解他晚年所提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引起在养蚕合作社方面的成就被称为“当代黄道婆”。
       北大很多毕业生一开始工作以后道路并不顺畅,有很多坎坷。坎坷的原因就是你太相信自己学的东西。你越相信自己学的局部的东西,当你进入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时候,你肯定遇到的挑战是越大的。所以有的时候知识是一个悖谬的东西,当你越专注于某一类知识的积累的时候,你人生就开始有损失了。因为整体的所有人都在的大的环境里面,你却无法面对经验的总体。
       那么客观的效果就是,严重损失了你的情商。在生活世界里,所面对的周围世界体现的层次越多,你考虑到的问题越多。你的感受力来自四面八方的时候越多,其实人的情感越发达。希腊修辞学的本质也在这儿。中国人其实最讲这个道理。
       今天社会学课程的知识安排是分支社会学的训练体系,其本质就是要拆解经验总体:在劳工这部分,把你父母分出去了;在组织这部分,把你从小的朋友共同体分出去了。诸如此类,越来越把社会学一些局部研究的理论和价值绝对化。
       那么怎样让自己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有内在思考脉络的,能够把握丰富经验世界的人呢?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我们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怎么样才能发现刚才周老师所说的那些我们平常通过利益、权力和制度的分析都括除在外的生活的问题呢?这就在于我们的学识和修养。
       学识和修养怎么培育,我不好说今天怎么办,我讲讲前人怎么办。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左右,老燕京大学在清河实验区曾经做过很多的学术调查,到今天没有一本出版。那是一个老师和学生扎根在那里的重要实验基地,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梁漱溟做的乡村建设运动。
       其二,有什么样的老师带着,你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和修养。老燕大的吴文藻先生有四个大弟子:黄迪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瞿同祖先生。后三个人都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且他们进入历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林耀华先生写的《金翼》基本上是用白描手法做的一个历史学的作品。同学问,这不是明代清代的历史吗?其实社会学,就是研究晚近的历史的学问。谁只有“眼前现实”这块平板呢?
       费孝通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江村经济》有明确的主人公,他的姐姐费达生,这也是他开始写作的契机。而正因为有了费达生这样的人,中国社会在转型的时候才有机会构建自己新的乡村社会实体。费老后来的研究说明了这点:如果没有绅士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的位置的话,中国乡村社会是不可能有序地存在的。
       士绅、或者费达生先生就是“具体的人”。此外,费老由马林诺夫斯基给他带来的人类学基本问题,和对英国近代社会变革里绅士位置的把握,他才瞄准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中国古代的基层社会里,中国绅士传统的重要性。
       费老的整个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在物质意义上是城镇的概念,在人的意义上是绅士的概念。接下来费老就要问:绅士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中国忽然就会有我姐姐费达生这样的人物呢?费老在整个四十年代,由乡土重建提出了中国的双轨政治问题,再直接进入到历史领域去做皇权与绅权的研究。他和吴晗各写了一本书,回答中国特有的双轨政治体系里面,为什么出现绅士的角色。《皇权与绅权》就从封建、郡县之变开始往下讲在儒家思想里和社会结构变迁史里,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构,来承载着上下贯通,政治和教化合一的局面。
       费老认为,现代变迁并不是建立一个纯粹的政治结构或现代政治,更在于塑造一种基于传统士绅形象的、像他姐姐这样的人物。中国所有的农村问题和边疆民族问题都需要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最核心的承载,才能走出中国现代道路。
       《皇权与绅权》这本书里同样考察了儒家士大夫在政治结构的演变过程里的出世入世,其内在的最高理想和对现实事物的关怀、建设方式的转变过程。所以它又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费老从制度结构、政治变化、思想变化而汇聚成一个儒家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脉络,呈现出了中国现代的实质问题。不明白这一过程,我们就不明白他晚年说的“文化自觉”是什么。这都不是当代社会学利益、权力、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这些分析概念所能涵盖的。
       中国的新乡村建设,最早是燕大的杨开道从美国留学回来研究的,他是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研究我们十八大报告还写进去的、类似于村规民约的那些东西,研究从周代到明清中国乡约的历史演化和乡村世界的复合多重结构。
       瞿同祖先生是法学界和历史学界公认的伟大历史学家。瞿先生一生四部大的作品,对中国历史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是研究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整个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第二是锁定三个基本点,周代、汉代、清代。
       老燕大从来不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看作相分割的学科,而是完全连结在一起,史学永远是人类学或相关社会科学研究内在的骨干和基础。老燕京大学几乎所有教授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从乡村进到城市、研究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制度,乃至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时候,永远必须正视和处理历史才能回答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为中国现代变迁和现代道路找到答案。
周飞舟:许多社科作品的分析方式就像是在说“人本爱财”
章太炎所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
       社会学在引入历史维度时,还应该注意一些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第一,用现代社会学的训练去看历史现象时候,很容易看着是在做一个历史研究,但实际上做的还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研究。还是用现在对社会学的理解,去理解以前的人与事。什么意思呢?以前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你不理解。比如京剧《赵氏孤儿》,原来叫《八义图》,里面一共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都是因为一句话或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下就自杀了,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为了让大家理解,必须用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把这个故事重新讲出来。比如仍旧把每个人的行为理解成一个由权力和利益驱使的行动,只不过不那么表面,不那么直接,看上去好像不是为了权力和利益,但是最终还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只不过更加深谋远虑而已。这样的解释方式,看上去是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是对历史的歪曲。你原来看不到什么,看完了历史,你还是看不到。
       第二,社会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乡村研究、乡村治理,上访研究。现在有人说这是“抗争社会学”。它对行动者行为的解释除了用权力和利益来解释之外,还有一些很难解释的部分,于是最后把这些难以解释的部分,归结到本土社会学的三大概念:人情、关系和面子,并到此戛然而止。
       这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大陷阱。你刚想超脱权力和利益的讨论去贴近时,发现没有办法进行分析。人情、关系和面子到底是什么呢?有些学者试图把它引入到历史的背景当中进行分析。到现在为止,社会学仍然是用交换理论等分析视角去思考这些概念,以这些视角去看人情、关系和面子的时候,确实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
       比如说,你发现乡村里面送礼很重要。一个学生详细记录了村里面家家户户的礼单,按古人的说法,这是礼治社会中的“礼”。但是他没有分析的资源,最后只能求助于权力或者利益交换,最后的结论就是:来回最后还是平衡的。那大家交换来交换去的,到底想干什么?玩游戏吗?
       人类学谈的看起来似乎更为深刻,比如他们会说:礼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他们设想了一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权力——礼,这个东西把乡村社会通过大家送着玩儿的方式整合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这种分析本质上都没有把人的除了权力和利益之外的精神气质,或者渠老师讲的“人格”显示出来。每个社会行动者都有他的人格,只是有些人不那么高尚而已。但是高尚或者卑下都是一种人格,都不是和权力、利益完全相同的东西。这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这是回到历史时的第一个陷阱:以还原论绕回了问题的起点。
       引入历史维度的第二个倾向,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或者是农业社会、传统社会的残余物。在现实中看到一个不好的行为,然后用“历史视野”往前追溯,发现在周代人们就这样,于是你就说,中国人的劣根性由来已久。
       这种态度恰恰是一种反历史的态度,它用一种现在的、超然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行为,用的是现代的、非历史的标准,把自己作为历史的终结者、历史的最终标准。你可能学了一些理论,觉得应该把公共和私人彻底分开,然后在中国社会里处处碰壁。当然你可以认为中国社会不好,如果它们真是一些残留物的话,问题反而简单了。我们只要坐在这里袖手旁观,等着时间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就好了。
       刚才渠老师讲的“绅士”式的高尚东西,和我讲的“潜规则”一类不高尚的东西,无论在传统农村社会还是现代城市社会里,都无所不在。中国人就认为这样行动才有合法性,比如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孩子上学这件事,就都具有非常大的合法性,为了它你会干很多别的事。这些行为方式不改变,制度设计、顶层设计改来改去都其实没用的。
       行动的合法性不纯粹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认同了一个道理:比如家里的事很重要,经常比单位的事重要。根深蒂固的埋藏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下面的行动结构,是特别重要的东西。这套行动背后的所谓的道理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大家知道,怎么才叫认识了一个人?你得知道他是怎么想问题的,他认为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他最喜欢什么,他最认同什么。而不是说,你认识一个人,你说他喜欢钱,他喜欢权力。谁都喜欢钱,喜欢权力,这不是你对一个人的真正认识,我们都不是这么生活的。你在生活中交朋友或者仇人,你认识的是他另外的一面。他认同一些什么道理,这个是他身上最可靠的东西。他认为怎么做事情是对的,怎么是错的。你理解这个东西,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人。
       社会的基础是人,理解社会,其实是要去理解社会中大家普遍认同的道理。因此要回到历史,中国人认同的一些的东西是基本没有改变的东西。没有改变与好坏无关,任何社会里面都有些人自私自利,有些人就比较高尚一些。但是他自私自利的特点是什么,他高尚的特点是什么?
       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你有的朋友,他也不怎么样,但是你就是和他挺好的。因为他可能变成你喜欢的那种好,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坏。你是通过他的坏来认识他的好。社会也是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人非常重视关系,把家里的事当作非常重要的事,这会损害公共生活。但是这些人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不会轻易抛弃亲人和朋友。那你说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说到具体的人时,大家都立刻变得聪明起来,而一说到社会时,大家就都变得比较笨。
       无论好和坏,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有历史的原因。这些东西是中国人两千年来一直讲的东西。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不等于中国社会里都是圣人,而是说仁义是有一个特征——讲人情。如果它变成了最高价值,那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讲人情。这些呈现在每个人身上的特征,呈现在一个群体、一个组织身上的特征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有利于现代生活,也不一定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它是有特点的,你得承认它的存在。
       古代讲经学,“经”是什么意思呢?经是不变的意思。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这些东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不应该变,所以它叫经学。有些人说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你搞一个改革没搞好,设计得非常好,从技术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一执行就很糟糕,是人们不是按照你所预想的方式来行动,他自己有一套道理来行动。你不理解这套为人处世的方式,不理解它的特点,不理解它和中国思想里面最高价值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去认识当代的中国社会。
渠敬东:面对着中国现代性的困难抉择,社会学如何去处理中国文明的基因
       经学一定是社会学或者是学问本身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现代以来呢,也许王国维先生就死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很多人就死在这上面,如陈寅恪所说的“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讲的就是经学是不是中国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一百多年的现代变迁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回到经学本身的意思,也不是说用经学的道理去直接培养我们现代的人,而是我们追寻认识自己和认识自身社会必须要做的一件工作。
       真正的历史并没有给出一个决然的选择,就像今天的西方社会不能完全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国》来塑造自己一样。中国本身的学问在于经史结合,经学研究的是那些相对不变的道理和情感,但是史学就要处理这种不变的、原初规定和确立好的、被称为文明基因的东西,怎么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
       我们当前面临着中国现代性的困难抉择,社会学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同经学一样,就是回到史学本身。经学和史学的关系,与我们今天经典和研究历史社会变化的关系类似,是彼此互补、相互支撑的,是充分地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完整经验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既有本又有变,既能够挖掘出我们生活的起源,同时又能够看到其同历史历程的一个关系。没有对这些关联的讨论,我们无法理解现在。
       我前段时间写文章,认为我们不理解康有为经学的变化,就不理解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精神原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六十年经历的新的体制给人带来的变化。所以我想,历史会找到一个比较绵长的、基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联的脉络,让我们更丰富地理解现代。如果我们把社会学沦为一个基于模仿,基于现实的碎片化的研究的“剩余的学问”。这和百年前中国现代历史变迁中那些最重要的思想人物对社会学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渠敬东、周飞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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